韩休墓的发掘，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5年，唐武惠妃敬陵被盗案侦破过程中，在盗墓者的电脑中发现了精美的壁画照片，自此，我们一直关注该墓的位置。2013年，经过多方努力，原盗墓者同意到现场指认墓葬的具体位置，从而确认了韩休墓的位置。

唐都长安城东南少陵原分布有大量唐代高等级墓葬，根据墓志内容和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确定该处埋葬着韩休夫妇及其后世子孙。

基于多年的考古发掘经验和教训，发掘前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和思路。从一座墓看墓地，由墓地看葬地位置，再由葬地位置少陵园看都城与墓地的关系。具体到一个墓葬，关注点在地面设施与墓葬结构。地面部分包括有无兆域、地面石刻、地面建筑等。墓葬结构主要关注墓葬的开挖建筑过程、施工顺序等，发掘结果是比较满意的。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我们先对墓葬所在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20余座墓葬和1座陶窑。我们选择以墓葬规格最高的墓葬为中心，加上邻近的两座墓为发掘区域。韩休墓志和墓内壁画的发现，引起国内外学者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独屏山水图的发现影响较大，国内外大量学者前来参观、指导，发文研究，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
韩休墓壁画是继乾陵三座重要陪葬墓壁画之后保存最完好的唐代墓室壁画，内容深邃、寓意丰富。东壁的乐舞图、西壁的高士图、南壁的朱雀图、北壁的玄武图颜色鲜艳、线条优美、图像清晰、损毁甚微，是典型的盛唐模式。

唯一例外是北壁增绘山水图，这是开元时期壁画墓的一个特例。该幅壁画在美术界引起轰动，被命名为“独屏山水图”，是中国山水画独立成科的重要标志。东壁大型乐舞图是韩休墓壁画的一大亮点，无论是乐队的组合还是舞蹈的形式，乃至绘制过程中涂抹、重叠的人物均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无不令人深思和遐想。

目前，学者讨论最多的是北壁山水图和东壁乐舞图，主要是围绕其绘制手法、布局、构图等方面进行研究。山水图上方正中为一圆日，画工以长线条勾出山石轮廓，以细线条描绘水波和远山，山石上为一丛丛的树木。左右两侧山石下各绘一茅亭，之间为涓涓溪流。整幅画面的空间层次鲜明，既有远景、中景、近景的层次感，又有高处的山峰和树木、脚下的溪流和山谷的纵深感。由于该山水图作为丧葬内容的一部分，在绘制时间上受到限制，且画工仅为专门绘制墓葬壁画的人员，主要遵循当时流行的山水图像粉本进行创作，着重表现其特征，因此画面虽有意境，但在细节表现上却较为欠缺，存在如整体绘制略显仓促、色彩单一、茅亭比例失调等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魏晋至唐初，山水图像的空间表现以“咫尺千里”为特征；盛唐以降，文献多记载其发展为“咫尺重深，幽深之妙”。韩休墓山水图像即为研究唐代“山水之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东壁乐舞图占据整个壁面，是目前发现的同类题材规模最大的一幅。类似的大型乐舞场面多出现在盛唐时期，如开元二十六年（738）的李道坚墓和天宝四载（745）的苏思勖墓。画面以墨线勾勒，呈橘黄色。画面中部为一男一女立于圆毯上相对而舞，左侧为汉人女乐者。女乐下方为一男性执竿者，男子身下原绘有一孩童。乐队中执竿形象在五代冯晖墓葬中也有发现，在五代和宋时是乐队的指挥者。右侧为胡人男乐者，其两人为后期补绘而成， 在男乐所立方毯左下角覆盖有一卧兔。画面上部为竹子、柳树、桂树等，下部为山石花草等。据中心舞者的舞姿及乐队演奏的乐器，推测该舞蹈为一种软舞，乐曲为胡部新声。在发掘现场，我们清楚地看到画面上的起稿线应是用硬物刻画而成的。起稿线完成后再开始绘制。根据画面上人、物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发现画面经历了多次修改、反复后成稿。这幅乐舞图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生动写照。画面中男女合舞的方式、舞蹈形式以及演奏的乐曲，均为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

韩休墓的发掘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联合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长安区文物局组成唐韩休墓考古队，是院馆联合发掘的优秀范例，发掘所得文物及壁画已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展出，发掘成果是整个团队集体的成就。